怎样防治白癜风 https://m-mip.39.net/nk/mipso_4632474.html构建对外宏观协调体制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多元平衡开放型经济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基于“目标—主体—机制”的框架，分析国际协调模式的演进和变迁。当前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双边、区域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协调，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管控、干预或调节，避免各国经济失衡与摩擦的激化。中国应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对外宏观政策协调，促进国内结构性改革，消除对外经济失衡，通过制度约束化解对外经济冲突，将中国国内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继续挖掘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
一、引言
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指出，“现在，大家有一种共识，就是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必须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构建对外宏观协调体制是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多元平衡开放型经济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国际经济协调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为了减少一国单边经济政策所引发的具有负外部性的溢出效应，各国政府通过双边、区域合作以及国际组织协调等方式，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联合的管理、调节或干预。一国经济的结构以及制度体系存在差异，各国政府依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制定的经济政策通常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存在差异，而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各国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一国其本国经济所制定的政策会对另一国经济产生影响，为了消除负外部性，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已经成为二战后与全球化发展相伴的一个显著特征。
传统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常对市场的干扰比较直接，因此各国进行相关政策协调的需求较大。国际分工模式的新变化使国际经济协调的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国竞争的加剧使国际经济协调从双边利益最大化向限制追赶者的发展空间转变，国家安全等新的变量进入了以国家为视角的国家加总福利函数。“维护国家安全”成为主要经济体对外经贸政策及构建国际经贸新秩序的战略工具。全球价值链的纵深发展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进入到产品内合作阶段，与此对应的制度协调从边境的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主的政策各国国内政策的协调及监管一致性转变。与微观领域的协调对应，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也强调各国中长期的产业层面的结构性调整。从这一角度看，传统的国际宏观协调与国际微观协调在当前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融合性，都注重与一国国内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相关的制度协调。
中美政策协调对维护两国经济稳定，预防冲突，维护亚太经济稳定，促进国际贸易体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四十年间，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双边协调机制也经历了从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到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过程，双边协调从对话、协商、进入到冲突与谈判阶段。在中美竞争合作的格局已经确定的情况下，避免短期的激进式冲突缓冲机制，促进渐进式调整的，构建长期合作潜能，促进中美在不断协调中走向动态平衡。
二、国际经贸政策协调的传统模式
（一）协调的目标
内部化单国经贸政策产生的负外部性，是国际经贸政策协调的最主要动因。国际经贸政策有时会引发负溢出效应，特别是经济危机发生期间，单边的贸易政策，如加征关税实施配额等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当这些政策溢出效应存在负外部溢出时，则构成了协调的基础性。年的大危机中，一些国家采取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引发了全球贸易的显著下滑。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率先采用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来应对危机。年，美国国会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平均关税大幅度提升至59%的高位，导致其他国家只能被动跟进使用报复性关税。最终，在美国拖累下，全球经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年到年末，全球贸易额缩水了三分之二，严重延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在缺乏经贸政策协调时，各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来确定其关税水平等贸易政策，当存在贸易政策协调时，各国根据共同目标函数的加权平均，来协同确定关税等政策。只有通过合理的政策协调才能避免单边政策所引起的对全球生产、福利的负面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避免冲突，重新构建有助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国际经济环境是各国的共同目标，从而构建以美国为主导、以国家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年达成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是国际贸易政策协调的代表性机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和对等原则，二战后，多边贸易体系经历了多轮的成功的关税减让谈判，各国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来防止单边行动所带来的潜在的负效应，由此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然而，正如Staiger（）所指出的，GATT的实质目标并不是贸易自由化，而是内部化单边贸易政策的负外部性。从这一角度看，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与宏观经济政策、气候变化政策等领域的国际协调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通过国际集体行动来防止单边行动所带来的潜在的负效应。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协调体系的变革，促进了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创建。年全球贸易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贸易保护措施增加，这些措施包括贸易禁令、出口补贴、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等，一些国家采用了在财政刺激研发及客户加入歧视性采购条款，以及向经营不善的企业提供补贴等措施。此外，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融资受阻等也促进了贸易增速下滑，例如，年金融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以现价美元计价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年达到峰值水平.6，同年12月底跌到谷底至，导致以货币单位衡量的贸易额下降。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创建。
国家间利益的重新分配是经贸政策国际协调的直接目标。通过政策调整，来弥补在贸易合作中一国特定部门（如进口竞争部门）或国家整体在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福利损失。贸易政策国际协调包括减少国际经济中存在的扭曲，如关税引发的贸易条件效应所带来的扭曲，由于较低的环境标准或劳工标准等使一国企业获得的特定的产业竞争力；加强市场准入并将其发挥市场规模的提升到效率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控制竞争对手技术赶超速度等；防止由于贸易条件效应导致的关税战升级引发的囚徒困境等。国际协调的目标是使通过政策调整取得福利改进，即调整带来的收益大于现有成本。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制度协调程度的加深，国内制度的自主控制权可能遭受侵蚀。
同时，经贸政策国际协调体现并影响国家间权力分配。大国竞争条件下的协调通常是缓解冲突的手段。当一些大国放弃在多边体系框架下来进行协调的时候会采取单边的手段来对国际贸易进行影响，例如美国将第条款纳入年《贸易法》及其后的《贸易法》修正案。第条规定了总统的权力和程序单方面执行美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下享有的权利在存在此类协议的情况下，某些所谓“不公平”的外国做法做出反应。这相当于采用单国的权利用以替代性执法来替代多边贸易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国际协调则避免大国采取单边行动。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新兴国家的崛起，与在位的主导国家的相对的实力的下降，导致了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面临调整和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实力的相对调整与权力转移通常以贸易冲突的形式来实现，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减少潜在贸易战的影响，主要经济体需要加强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合作。
（二）协调的主体
经贸政策国际协调的直接主体是各国政府，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各协调的主体间是否具有平等的关系？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大国与小国的单边关税政策的效果具有显著的差异。国际贸易理论中，小国是国际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小国的贸易政策，如自身关税调整等对世界市场的价格基本没有影响。而大国的经济政策则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大国可以使单边贸易成本转嫁到国外的出口商，对全球经济产生负的外部性。在此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政策的协调，构建区域贸易协定或全球的贸易协定具有重要意义。
厂商、行业协会、消费者等是影响国际协调的微观单位。在国际协调过程中，国家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其行为是最大化其目标函数，这一目标函数是平衡国内利益集团而加总取得的，格罗斯曼和希普曼（GrossmanHelpman，）基于政治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两国商谈自由贸易协定过程中的政治经济考量。在两种情况下一国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是总量的目标，一国的总收益超过损失；另一种情况是从普通选民视角，当普通选民获得可观的福利收益，而受自由贸易政策协定影响的利益集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游说团体。
大国的国内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不论是在多边层面，如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还是在区域贸易协调层面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及在双边协调层面如中美贸易的协调等等，大国的国内利益集团对协调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其目标函数为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具体来讲就是消费者剩余生产剩余和关税收入的加总最大化，但实质上作为一个抽象的利益代表，国家政策是由国内政治和制度因素所决定的博弈的结果。国际贸易政策的协调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它反映的是各国国内集团利益的平衡，并不一定带来一国家加总的福利最大化。
（三）协调的机制
国际贸易政策协调主要通过相互作用的机制来实现的。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的制度约束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正式的制度约束如规则、法律以及机制等，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如一些行为的准则、自我施加的行为模式要求等。在正式的制度方面，国际贸易协定通常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质性义务条款，第二是允许的例外条款，三是实施机制。在实质性义务条款方面，各国规定了达成一致的贸易干涉的技术性的水平，以及各国可以采用的特定保护及豁免等，实施机制的设置则保证了贸易协定有效实施。
二战后的国际协调机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变。第一阶段，二战后雅尔塔体系下形成的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治理常常持有工具理性的态度，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根据国家实力状况参与全球治理活动，联合国等政府间治理组织主要以霸权大国为主导，国际协调形成的国际治理呈现国际组织框架下的霸权国家主导国际治理的特征。第二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快速发展，更多的全球问题凸显出来，贸易、环境、安全等全球挑战凸显，多边贸易协调机制不断完善，区域贸易协调日益深化，美国与欧盟、美国与日本的双边协调机制不断完善。而第三阶段，自年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年中美经贸争端以来，伴随着发达国家主导的逆全球化思潮背景下，国际权力转移与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带来了新一轮的治理竞争，原有国际治理体系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问题凸显，国际组织的发展呈现区域化和碎片化的趋势，进入了深度调整阶段。当前，中美竞争长期化格局已定，全球化呈现回调趋势，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气候变迁对原有国际秩序造成了新一轮的冲击，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模式需要深化调整。
世界大国在国际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球经贸治理的制度安排模式的决定大体以参与协调国家经济实力分布为基础。二战后，美国通过推行多边贸易体系，通过国际协调构建有利于本国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在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据中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难以继续维持国际货币地位，无力独自提供多数援助。所以国际发展援助的治理安排也开始呈现多极化格局。为有效应对此类问题，解决世界经济和货币危机，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西方国家开始组织七国集团（G7），回归传统的“大国协调”方式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尽管美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美国依旧是国际协调的主要推动者。
三、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模式转换的动力及趋势
（一）协调的目标逐渐转向避免经贸冲突爆发
贸易政策国际协调的目标逐步转向避免贸易冲突的爆发。进入21世纪，美国占全球货物贸易的份额逐步下降，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国家间竞争格局的变化引发经济民族主义的重现。从体现美国竞争力的综合指标看，当前，美国在市场规模、创新能力、商业发展、金融体系等方面仍居于全球前列。哈佛商学院对毕业生的调查表明，认为美国竞争力稳定或上升的人数之和与认为下降的人数相当。然而，从产业竞争角度看，美国面临较强的挑战。对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名表明，美国的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排在全球第五名，位于德国、日本、中国和韩国之后。年，美国以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和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表示的全球影响力指标为10.19%。目前，美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水平还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品产业竞争力日益加强，对美国的挑战愈加明显。而从服务业发展的情况来看，美国服务出口和进口额仍居全球首位，但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年，美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下降2.66%和3.55%，而中国同期服务出口和进口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上升了2.87%和75.85%。
中美经贸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背景是大国竞争，双方的目标函数与传统理论观点提到的国家短期静态受益最大化有所不同，而转向长期动态受益最大化。从在位国角度来看，以往单边贸易政策目标是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现在单边贸易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消减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减缓对本国的冲击。在贸易政策协调过程中，其贸易合作协调的目标也并非两国通过政策的合作使双方共同目标函数收益的最优，而是通过协调减缓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双方协调的目标也不仅是贸易政策的协商而是为了约束对方的发展速度，服务于两国在经济实力逐步接近的过程中通过协调形成竞争合作的新格局。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使生产要素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显著提升了全球整体的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美大国竞争在经济领域体现在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及质量，从生产要素来看，具体体现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加剧。中美协调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国对未来全球化发展的目标设计。以安全为导向的，以自身利益为目标的全球产业链的回缩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化发展的速度。
美国希望削弱中国在经济增速方面对本国造成的竞争压力，这超越了贸易领域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引发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动力，例如减少竞争领域的合作减少技术溢出和技术转让、减少高技术人才的流动阻碍技术追赶的速度，通过规则构建等方式维护自己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优势地位。从国内政治角度分析，美国的领导人希望能平衡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而中国则希望在竞争的大格局下保持经济的基本稳定，维护稳定的外部环境，防止竞争引发的囚徒困境使双方的福利水平面临绝对的下降，通过协调将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以时间换空间，形成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中美协调的目标首先要致力于促进全球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稳定发展，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解决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发展速度减缓等重要的共同问题。
图1：二战后全球货物贸易发展进程两次危机对全球产出和贸易的影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WTO数据计算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