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友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对外传播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有一些留在中国，参与到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本书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讲述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借他们的目光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进步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有这样一位美国记者，她目睹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她撰写了《伟大的道路》《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她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
20世纪初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南部，空气中弥漫着矿山与钢厂的刺鼻味道，这是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燃料钢铁公司坐落的地方，也承载了史沫特莱贫瘠困窘的少年记忆。年，在史沫特莱12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举家从密苏里州的小农场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地区，父亲成为一名矿工，这个家庭从此开始了她后来在自传中所称的“一种到处徘徊的生活，寻求总也得不到的成功、幸福和财富”。
史沫特莱的父亲当矿工、干粗活，在一次次抱负落空后开始借酒浇愁，母亲打零工、替人洗衣、给宿舍看门，勉强维持着这个八口之家。史沫特莱小学没有毕业，没有上过中学，但她充满幻想，喜欢编故事，零零碎碎地读了手边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史沫特莱从小就认为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到手，母亲的苦难人生也让她拒绝做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母亲去世后，她离开了家庭，毅然去闯荡她自己的人生。
年，史沫特莱家庭合影（后排左一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二十出头的史沫特莱，白天工作，晚上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在这期间，她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还结识了许多印度朋友。在同他们的交流中，史沫特莱深信只有推翻英国的统治，才能振兴印度，她也成为印度青年朋友们的联络中心。年，史沫特莱因破坏美国中立法的罪名入狱六个月。然而对史沫特莱来说，入狱意味着不必再为吃穿发愁，可以专心埋头读书写作，到出狱时，她已完成了一组名为《铁窗难友》的短篇小说。出狱后的史沫特莱，得知自己的大弟弟在帮人打零工时出了事故去世，厂主给了父亲50块钱的埋葬费，而自己17岁的小弟弟为生计所迫参军入伍，已经上了法国战场。此时已经离婚的史沫特莱，对结婚不感兴趣，生活困顿，也一时找不到自己值得为之奋斗的职业，于是决定先走出去见识大千世界。年底，史沫特莱以服务员的身份只身一人踏上了去往欧洲的货轮。“这次冒险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至少在生长我的这个大地上，我可以经风雨、长见识，青春不再来，我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地生活下去。”①史沫特莱写道。
到达德国后，史沫特莱循着在纽约的印度朋友给她的流亡柏林的印度人的姓名地址，去寻找他们。她与印度的革命领袖维伦德拉纳特贾洛帕达一见钟情并开始同居，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她同维伦德拉纳特一起支持印度的独立事业，还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院当英语教师，钻研亚洲历史，发表有关美国和德国政治的文章，还出版了小说《大地的女儿》。年，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一场关于中国的演讲激发了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的兴趣，她开始阅读中国历史，出席由在柏林的中国人举办的政治集会。两年后，史沫特莱攥着去往中国的火车票，以《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的身份，再次只身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余生将与千里之外的华夏大地紧密相连。
一、初到中国：摸索与明志
年末，史沫特莱越过苏联边境进入中国。尽管她已经读过很多关于亚洲的书籍，但当她真正置身于这片陌生的东方土地时，贫苦悲惨的底层人民生活情景和东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还是让她惊愕不已。
让史沫特莱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她同中国苦力的第一次照面。当她从苏联火车转乘中国火车准备去往旅途的最后一站时，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苦力蜂拥而上抢搬她的行李，六个大汉挤着抢四个行李箱，还有两个小伙儿争夺她的打字机。他们抢到行李就跑，冲到待开的列车后开始向史沫特莱要“脚钱”。为了打发他们，史沫特莱一一照付，然而给得越多，他们更加胡搅蛮缠，甚至挥着拳头威吓。车厢里的中国列车员看到了，大喝一声，连踢带打地把苦力们轰下了站台。
多年以后，看惯了生死斗争的史沫特莱仍旧记得她初来乍到时遇到的这场闹剧，她认为这是那时中国社会的象征：强者横行霸道，弱者受尽欺凌。
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年末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三年。人们对近两年前的“四一二”大屠杀还记忆犹新。蒋介石正竭力将国民党变成个人独裁的工具，大肆逮捕杀戮共产党员和反对者。而伴随着年的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走向了通过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北伐战争此时已进入尾声，年元旦，史沫特莱在哈尔滨目睹了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东北的升起，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变旗帜。
刚到中国的头几个月里，史沫特莱在中国到处旅行，从哈尔滨、沈阳、大连到天津、北平和南京，在与当地官员、学者和老百姓的交往中她慢慢了解到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文化习俗，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
身为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初到中国的史沫特莱与身边的中国人格格不入。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包括史沫特来在内，大多都比一般中国人富裕。大多数洋人从来不做体力活，他们居住在租界中，生活安乐，有仆役侍候左右，一般只与上流社会的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驻华记者们根据中国报刊的文章、政府的正式公告、与有影响力的熟人的谈话，勾勒出笔下的中国图景。而他们的采访对象往往是那些对国民党政府感到满意的人物，他们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对于中国人民的苦难也见怪不怪。一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德国人曾一本正经地对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对砍脑袋是不怎么在乎的，他们对此习以为常。”②
作为欧洲一家重要报纸的驻华记者，史沫特莱不难见到各类重要人物。然而在一次次采访碰壁后史沫特莱逐渐明白，中国是个政治上保守秘密的国家，刨根问底、直截了当的提问，尤其是当涉及非法鸦片买卖、贪污腐败或政府帮助百姓的计划等实实在在的问题时，对方会噤若寒蝉，委婉谢绝。于是，史沫特莱慢慢地适应了与官员、学者的应酬往来，在酒席宴会的闲话中建立相互信任。
史沫特莱的工作和国籍带来的特权让她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钱的阔人，她也曾一度沉浸在纸上论道、美酒佳肴、推杯换盏的“精神贵族”的表象中。然而，在北平的一次聚会让她清醒过来。饭桌上，东道主大谈特谈中国没有阶级，阶级是马克思学派的虚构，自己的包车夫拉着自己时，两人像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散会后，酒足饭饱的史沫特莱和友人坐在月光下的黄包车上，由咳嗽不停、饥肠辘辘的车夫拉回家去。她听着友人哼着“有一个囚犯不肯出狱，只因为那囚牢是爱的监狱”的戏文，看着前方气喘吁吁的车夫，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父亲的背影。她曾经也是个买不起房子只得住在城外的帐篷里，因为家里连张床单都没有而感到难为情的矿工家的小女孩啊。她被同伴虚假、伪善的言论激怒了。
“你们听着吧！把你们的包车夫拉回家去吧！我们全体都下车去，把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以身作则用实践证明中国没有阶级！”③史沫特莱厉声说道。
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现实的把握，在这种傲慢与愚蠢、伪善与真实的冲突中慢慢成长起来。她在东北居住的三个月里，从各种消息渠道了解到日本人对铁路系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土地投资等方面的政治渗透和经济控制的程度，了解到哪怕中国方面有一点点改良，日本人都认为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史沫特莱据此写了《日本在满洲的铁拳》的报道，论述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计划，然而她供职的《法兰克福日报》却怀疑报道的正确性，这篇报道直到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发表。
在南京，史沫特莱刚开始听到国民党人士开口闭口谈工会，以为国民党是代表民族主义者利益的党④。然而她采访工会时发现，整个工会办公室只有一个伏案打瞌睡的被叫来做样子的人，他对工会会员数量、会费使用情况等一问三不知。史沫特莱慢慢了解到，所谓工会，不过是国民党用来征收会费和镇压工人的工具。会费是强迫工人缴纳的苛捐杂税，工会主席、买办、工头等角色，则是用来监视工人的，把心怀不满、持有异见的工人迫害为共产党分子加以铲除。
年秋，应陈翰笙的邀请，史沫特莱和他一起去往上海西边富庶的无锡滨湖地区做调查。该地区地主制度势力强大，一年前上千个农民曾联合起来造大地主的反，最终却失败了，四十多个农民被当地最有权势的朱姓地主打死了。史沫特莱正是去那个朱姓地主家里做客。这个朱姓地主是该区的区长、国民党区委书记长、保安团团长，也就是当地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揽的土皇帝，是远近闻名的“杀害共产党的刽子手”。
刚到村子时，一大队武装警卫前呼后拥地保护他们一行，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在一边看着，静默无声。朱家大院像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庄园，三面有碉堡式的围墙，四处通电网，庄外挖有壕沟。而农民住在又矮又湿的茅屋土房里，木板床上仅有破烂的棉絮被头，屋中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朱家小少爷新婚燕尔，和新娘一起来同史沫特莱说话。新郎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能讲英文，新娘从师范学校毕业，这两位是当时被认为能统治所谓“现代中国”的有着封建背景的代表。只见新娘严肃又谦恭地说，中国人要比外国人低一等，中国的教育也实在落后。史沫特莱看着她美丽的脸蛋，一时无话可说。
吃晚饭时，史沫特莱听到角落里有铁镣响动的声音，后来通过私下问士兵才知道是因为又关押进来两个农民。史沫特莱于是偷偷去看望这两个农民。他们被关押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个已到中年，面黑人瘦，一个二十出头，面部浮肿。两人被上了镣铐，躺在杂乱的稻草上，死死地盯着以为和地主是一伙的史沫特莱，并不回答问题。当晚睡在朱家客房的史沫特莱，彻夜难寐。
白天，史沫特莱到各个村子里调查，只见一个老农拿着一捆稻子来到朱某兄弟的面前，弯腰及地，哀求地主能行善减租。因为病虫害，他的水稻减产一半。然而朱家兄弟却粗声数落着农民的不老实，不予理睬。
终于，当史沫特莱和陈瀚笙私下单独在一起时，她忍不住脱口而出：“要是来一支军队把朱家人关起来，救救老百姓才好！”⑤
在实地调查和亲眼看见中国的现实情景后，史沫特莱清晰地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两条路：她可以在残酷的现实之中筑起一道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高墙来保护自己；也可以站在生命的湍流中，忍受艰难险阻，挺住突然袭击、病魔缠身甚至生命危险，对这片土地产生真实的影响。是独善其身还是激流勇进，年近不惑的史沫特莱毅然选择了后者。
二、常驻上海：对抗与掩护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前五年，主要以上海为大本营，并四处旅行、采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约有三百万人口，外国人主要居住在租界中，史沫特莱当时就下榻在法租界一所公寓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座城市长久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与恐惧中。
有一次，史沫特莱去拜访一个图书馆员朋友，看到一群中外密探正在抓捕对面住着的一对夫妻。图书馆员对史沫特莱说，那几个密探还在等那对夫妻的朋友来拜访，那位朋友正好也是自己的朋友，密探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史沫特莱当即自告奋勇地去给那位朋友通风报信，成功解救了他们。
年，史沫特莱（左一）在上海与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的合影（从左至右）
尽管危险，史沫特莱还是继续与各类人物接触，这其中有作家和学生、社会名流和持异见者、各国专家和记者等。她写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下各种腐败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帮助中国朋友把一些呼吁翻译成英文、德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在上海最早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日本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虽然是日本人，但并不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通过他，史沫特莱结识了许多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史沫特莱认为在中国的若干岁月中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的鲁迅先生，她认为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
年仲秋的一个下午，一对当教员的夫妇来拜访史沫特莱，并带来了两个请求：一是邀请史沫特莱为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的新刊物《大道》捐款和撰写有关印度的文章；二是请史沫特莱出面帮忙租一家外国小餐馆，作为庆贺鲁迅先生五十寿辰的茶话会和晚宴的场所。第二个请求无疑是危险丛生的，宴会邀请的上百宾客都是当时思想界中处境比较危险的代表性人物。这对夫妇保证，前来祝寿的宾客都是口头邀请并且相约不生事故，餐馆周边的街头巷口也都会有人放哨。
史沫特莱答应了请求，租到了一家荷兰西餐厅。祝寿这天下午，史沫特莱和两个朋友站在餐厅的花园门口，注意着从长街上过来的客人。鲁迅及其夫人、小儿子来得很早，他身穿一件乳白色稠衫，着软底布鞋，梳着如刷子般整齐的平头短发。在史沫特莱看来，鲁迅的举止、谈话，甚至每个手势都散发着难以言表的和谐、完善的人格魅力。站在他面前，史沫特莱开始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粗鲁鄙野，像个土偶。
宾客渐渐鱼贯而入，整个盛会人才荟萃，思想界革命先驱济济一堂。洪深教授带领的复旦大学剧艺社演出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和洪教授编写的一两个剧本。左翼青年作家、艺人、翻译家组成的剧艺社演出了罗曼罗兰、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作家的剧本。接着，史沫特莱的友人告诉她那个身高体瘦、快步如飞的青年是共产党报刊《上海报》的编辑；那个头发蓬乱、西装褶皱的人之前因为“红军协会”中国代表的嫌疑被捕，坐牢几个月后刚刚出狱。
放哨任务结束后，史沫特莱进入了餐室。她听取了那个头发蓬乱的人讲述自己的狱中生活，也通过《上海报》编辑的讲述第一次听到了红军的兴起、秋收起义后农民加入红军的报告。接下来，冯铿在演讲中讲到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必要性，同时请求鲁迅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人和“导师”。
鲁迅在大家的讲演结束后，用平静的语气讲述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的混乱。他讲到，他出身农村，充分体验了农民和学者的生活。他不相信对缺乏工农生活痛苦体验的知识青年能够创作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应该来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鲁迅说，在一个把最温和的文艺当作政治犯罪的国度里，谁能保护谁呢？但是他将继续努力将西方优秀的文艺作品整理介绍给中国青年，并乐意当青年的指导者。他劝知识青年多去体验工农的生活，从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
一个青年向史沫特莱抱怨鲁迅，认为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态度让人失望。然而史沫特莱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很少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态度，虽然充满同情、悲天悯人，但是却往往自我超然、鄙视群众，写出的便也多是缺乏经验、东施效颦、粗制滥造的俄国式作品，因此史沫特莱完全同意鲁迅的看法。
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三人一起为欧美新闻界写稿，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的政治迫害在国际上发声，争取国际文艺界的支持。他们还一起收集德国民间艺人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的版画集，把国外无产阶级版画引入中国，促进了我国革命版画的发展。三人在一起，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史沫特莱写道：“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事。”⑥
年2月7日，左翼作家联盟五名重要成员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事发后，史沫特莱赶到了鲁迅的书房，看到鲁迅面目黝黑、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幽深，语气充满了愤恨。鲁迅交给史沫特莱一篇名为《写于深夜里》的文章的手稿，希望史沫特莱帮忙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和茅盾看完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可能导致鲁迅被捕遇害。
“有什么要紧？”鲁迅愤慨地说道，“总得有人出来讲话！”⑦
史沫特莱说服鲁迅另拟了一篇就屠杀作家、文艺家而呼吁西方作家援助的公开声明，由茅盾润色后，史沫特莱把它翻译成英文，之后，她安排人把文章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发表。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五十多名美国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数以百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的抗议函电涌入了国民党总部，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然而，国际国内形势仍在恶化中。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前不久，史沫特莱被她所供职的《法兰克福日报》解聘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气候已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史沫特莱敢怒敢言，国民党政府曾先后三次向德国政府提出解除其记者职务的要求。在解聘史沫特莱后，报社指定了一个德国人接替她的职务，这个德国人后来当上了纳粹的宣传部长。
失去工作的史沫特莱不得不节衣缩食来维持生活。她开始整理自己曾发表过的作品，编撰成《中国人的命运》一书并于次年出版。史沫特莱对江西苏区也很感兴趣，虽然因各种客观阻碍未能亲自实地探访，但她掩护过不少来自苏区的地下工作者，为他们请医找药、藏匿文件，向他们询问了解苏区的情况。她当时的受访者中有两名红军指挥员，一位是后来在年牺牲的周建屏，另一位是50年代作为中国派往越南的高级军事顾问陈赓。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史沫特莱写出了第一批向西方介绍江西苏区的文章。此外，史沫特莱也开始根据自己搜集、采访到的资料，着手撰写《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希望报道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反迫害、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情况。由于史沫特莱和中国红军的秘密联系，国民党和英国警方进一步加紧了对她的监视，她不得不频繁在法租界更换住所。一天，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官员邀请史沫特莱吃饭，想让她当特务，为美国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但是被史沫特莱坚定地拒绝了。
年初春，史沫特莱疾病缠身，精疲力竭，但她最为关切的还是那部有关江西苏区的著作。当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为这本书预付稿费时，她决定前往苏联休养身体，同时进行写作。然而，当她在苏联完成这本书，并获得不菲的稿费收入后，史沫特莱的内心却依然渴望回到中国。于是，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希望可以找到一份报社驻中国记者的工作。然而由于她的观点难以符合大部分重要报刊的宗旨，和正面报道蒋介石、相信中日战争可以避免的基调不符，她未能如愿。虽然她没能找到一份固定的为报纸写作的工作，但她还是决定回到中国。
“我下定决心，要把我收集到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事实写出来，公之于世。我要写普通的群众、战士和知识分子——写那些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之下求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史沫特莱写道⑧。
三、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播音员
年9月，史沫特莱接受刘鼎的邀请，从上海来到西安。刘鼎自年初开始以张学良最高副官的身份在西安活动，秘密充当张学良和红军之间的联络员。年5月，他为张学良和周恩来安排了一次秘密会见，需要有一位进步而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记者来报道这一成果，史沫特莱就是这位被选中的国际记者。
12月初，西安的紧张气氛一触即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蒋介石在临潼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一一召见东北军高级将领进行谈话，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他们为他卖命，不再效忠少帅。而这些东北军将领的答复是，他们的家乡被日寇侵占，家破人亡，只有跟着少帅打回老家去。游行示威的学生活跃在西安街头，要求全中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12月9日，学生们上街游行纪念一年前发生在北平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而因为蒋介石及其卫队到来而变得更加大胆的西安警察向游行的学生开了枪，打死9人，并逮捕了几十名学生。
张学良少帅勃然大怒，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然而蒋介石过于自信地给了张、杨为期两天的最后通牒：停止违抗命令，立即出兵剿共，否则交出军事指挥权。
12月12日，破晓之前，张学良派出一支部队在临潼逮捕了蒋介石，把他带到了西安。杨虎城的部下则扣押了住在西安招待所中的蒋介石的随员。事变后不久，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叶剑英等红军代表到达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史沫特莱同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了一次谈话，史沫特莱了解到他们此行并不是为个人恩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⑨。此后，史沫特莱便在张学良的总部做每晚40分钟的英文广播，对西安每日要事和西北政界重要人物的采访做扼要报道。
当时，除了对共产党持敌对态度的南京国民党方面发布的公告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成为国际社会了解西安动态的唯一来源。这也让史沫特莱成为国际性人物，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年1月初，多家美国报纸不断对她做头版报道并配以贬义标题，如“美国女人帮助中国人暴乱”“美国姑娘，赤色祸害”“庞大的军队在她背后”。美联社的一篇长篇报道夸大史沫特莱在西安的言行，说她有可能成为“高居于亿万黄皮肤人之上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而美国共产党也按照莫斯科的调子，在《工人日报》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批评她支持张、杨的立场，说她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这使得史沫特莱和美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⑩。
西安渐渐平静下来，蒋介石在圣诞节获释并飞返南京。2月底，蒋介石宣布将停止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史沫特莱也收到了一份她渴望已久的、来自中国共产党总部延安的正式访问邀请。怀着激动的心情，史沫特莱与朋友们聚餐告别后，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
四、延安、西安与汉口：苦甜参半的岁月
延安是陕西北部贫困山区最重要的交易和行政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商人和入侵者前往西安的门户。西安事变后，红军便开进了延安山寨。在当时，外国新闻记者被明令禁止进入红军根据地。年1月12日，史沫特莱趁事变后的混乱局面，躲在红军护送人员的卡车后车厢里，悄悄混出了封锁线。
急于访问红军的史沫特莱，在前往延安的途中，获得了第一次机会。潼里是当时的红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她在这里逗留了两个星期，见到了贺龙、彭德怀、左权，并在丁玲的陪伴下继续前往延安。在史沫特莱眼中，丁玲—这位新认识的中国朋友，是她所认识的在有关妇女和婚姻的观点上和自己相近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她们都坦白直率、无所顾忌、风风火火，而且习惯于“像男人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尽管因语言不通交谈困难，但她们之间却发展出了一种相互尊敬的感情。
历经三个星期的周折，史沫特莱终于来到了延安。一下车，丁玲便立刻带史沫特莱去见朱德和毛泽东。史沫特莱对他们两人的第一印象是：朱德生性合群、平易近人，毛泽东则超然离群和“在精神上落落寡合”。第二天，史沫特莱应邀在延安的正式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在讲话里，她说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而进行斗争的感情，“你们并不孤立，你们的斗争也不是没有引起
